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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国共合作的进行，特别是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思想、组织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进展。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还把“党的建设”问题列为专门一章。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初步进展。党对民主革命的目标、领导权、动力和革命对象等重大问题通过革命实践的探索，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党对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主力归于溃灭，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全然改观。

　　在北伐战争的前期，由于战争的前景尚不完全明朗，为了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和苏联援助以推倒北洋军阀，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羽翼已经丰满的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就日益公开化了。这种活动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

　　大革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国内外反动势力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它们积极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军舰借故炮轰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中国军民1000多人伤亡的万县惨案。接着，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达到63艘，在上海集结的外国军队增加到2万多人，连同万国商团和巡捕，总数达3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它们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难避免，更着重对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工作，扶植新的代理人。它们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为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批政客、官僚也从北方来到蒋的身边，其中包括同蒋私人关系极深的黄郛。黄郛南下途经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蒋介石可透支100万元。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他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的演讲中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6日，他指使国民革命军驻赣新编第一师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由于国民党在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不愿意由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这次全会否决了关于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且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上撤销了。但由于蒋介石这时掌握着主要的军事权力，单靠通过“提高党权”一类的决议已无济于事。蒋介石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他在16日从南昌到九江，指使青洪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在市党部打死三人，在总工会打死一人，打伤六人。接着，他乘军舰东下安庆。3月23日，他指使的暴徒就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并打伤多人。流氓暴徒们得意地说:“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在九江、安庆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于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在列举事实后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一一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事实表明，蒋介石集团公开发动政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不能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因此，“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希望”。12月11日，周恩来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明确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他警告人们对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但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类看法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要求加以纠正。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说:“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会议根据报告所作的议决案认为:“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但决议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剧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它在实际上所强调的，只是防止民众运动的所谓“日渐向左”，也就是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

　　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定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离开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所以，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为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苏联代表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所肯定，开始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并逐步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陈独秀本人还直接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谈话，指令他一定要制止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行动。在东南一些省份，也出现了非难工农运动、否定工农运动主流的情况。

　　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种错误方针进行了斗争。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3月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瞿秋白在这年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党在时局突变之前，又一次丢失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

 

　　延展阅读：关于党史，你不得不知道的100个小知识！（51-60）

　　51.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强烈批评，却被江青、康生等人诬为“二月逆流”。

　　52.1977年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5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54.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55.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56.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7.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58.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59.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0.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