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等则保证用流氓、暴徒组织及武装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在蒋介石正磨刀霍霍之际，仍不赞成同与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愤怒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制《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国各省因革命而牺牲者的数目之统计表》，六个月中被杀者即近三万人

　　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并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张作霖在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被击溃后，调兵南下。其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向南，抢占河南，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威胁。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情况也很复杂。刚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当时的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但骨子里认为当时“分共”虽“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他同掌握这个地区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力图控制武汉局势，观望风向，随时可能从动摇到背叛。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面临的斗争任务比前一时期更加复杂。怎样对付武汉政权外的敌人，怎样对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要不要和能不能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突然事变做好应付的准备，这都是迫在眉睫的考验党的重大问题。